6  | 《王制》「樂正崇四術，立四教，順先王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以造士。春、秋教以禮、樂，冬、夏教以《詩》、《書》。」《文獻通考》應氏曰：「樂正崇四術以訓士，則先王之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其設教固已久。《易》雖用於卜筮，而精微之理非初學所可語；《春秋》雖公其記載，而策書亦非民庶所得盡窺。故《易象》、《春秋》，韓宣子適魯始得見之。則諸國之教未必盡備六者。蓋自夫子刪定贊修筆削之餘，而後傳習滋廣，經術流行。」案應氏之說近是而未盡也。文王重六十四卦，見《史記 周本紀》，而不云作《卦辭》；《魯周公世家》亦無作《爻辭》事。蓋無文辭，故不可以教士。若當時已有《卦爻辭》，則如後世御纂、欽定之書，必頒學官以教士矣。觀樂正之不以《易》教，知文王、周公無作《卦爻辭》之事。《春秋》，國史相傳，據事直書，有文無義，故亦不可以教士。若當時已有褒貶筆削之例，如朱子《綱目》有《發明》、《書法》，亦可以教士矣。觀樂正之不以《春秋》教，知周公無作《春秋》凡例之事。《論衡須頌篇》曰：「問說《書》者『欽明文思』以下，誰所言也？曰：篇家也。篇家誰也？孔子也。」匡衡上疏曰：「孔子論《詩》，以《關雎》為首。」張超《誚青衣賦》曰：「周漸將衰，康王晏起。畢公喟然，深思古道。感彼關雎，德不雙侶。孔氏大之，列冠篇首。」是漢人以為《詩》、《書》皆孔子所定，而《易》與《春秋》更無論矣。 |
| 28 | 太史公書成於漢武帝時經學初昌明、極純正時代，間及經學，皆可信據。云「孔子晚而喜《易》，序《彖》、《系》、《象》、《說卦》、《文言》」，則以《序卦》、《雜卦》為孔子作者非矣。云「文王囚於里，重八卦為六十四卦」，則以為伏羲重卦，又以為神農，以為夏禹者，皆非矣。云「伏生獨得二十九篇」，則二十九篇外無師傳矣。其引《書》義，以大麓為山麓，旋機玉衡為北斗，文祖為堯太祖，丹朱為允子朱，二十二人中有彭祖，「夔曰」八字實為衍文，《般庚》作於小辛之時，《微子》非告比干、箕子，《君奭》為居攝時作，《金縢》在周公薨後，《文侯之命》乃命晉重，魯公《費誓》初代守國。凡此故實，具有明徵，則後人臆解《尚書》，變亂事實者，皆非矣。云「《詩》三百篇，孔子皆弦歌之，以合《韶》、《武》雅頌之音」，則朱子以為淫人自言，王柏以為雜有鄭、衛者，非矣。既云「《關雎》為《風》始，《鹿鳴》為《小雅》始」；而又云「周道缺，詩人本之衽席，《關雎》作；仁義陵遲，《鹿鳴》刺焉。」本《魯詩》，以《關雎》、《鹿鳴》為陳古刺今，則毛、鄭以下皆以《關雎》屬文王，又以為后妃求淑女，非矣。云「正考父善宋襄公，作《商頌》」，則毛、鄭以為正考父得《商頌》於周太師，非矣。云「《春秋》筆削，子夏不能贊一辭」，則杜預以為「周公之志，仲尼從而明之」者，非矣。云「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」，於後別出魯君子左丘明云云，則知丘明不在弟子之列，亦未嘗口受傳指，荀崧以為孔子作《春秋》，丘明造膝親受者，非矣。荀悅《申鑒》曰：「仲尼作經，本一而已；古今文不同，而皆自謂真本經。古今先師，義一而已；異家別說，而皆自謂真本說。」案今古文皆述聖經，尊孔教，不過文字說解不同而已；而其後古文家之橫決，則有不可訓者。《左氏》昭二年傳：「韓宣子來聘，見《易象》與魯《春秋》，曰：『周禮盡在魯矣。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。』」夫魯《春秋》即孟子與《乘》、《檮杌》並稱者，止有其事其文而無其義。既無其義，不必深究；而杜預據此孤證，遂以傳中五十凡例皆出周公，書、不書、先書、故書、不言、不稱、書曰之類乃為孔子新例。如此，則周公之例多，孔子之例少；周公之功大，孔子之功小。奪尼山之筆削，上獻先君；飾冢宰之文章，下誣後聖。故唐時以周公為先聖，孔子為先師；孔子止配享周公，不得南面專太牢之祭。劉知幾《史通惑經》、《申左》極詆《春秋》之略，不如《左氏》之詳。非聖無法，並由此等謬說啟之。孔疏云：「先儒之說《春秋》者多矣，皆以丘明作傳，說仲尼之經，凡與不凡無新舊之例。」據此，則杜預以前未有云周公作凡例者。陸淳曰：「按其傳例云：弒君稱君，君無道也。……然則周公先設弒君之義乎？」駮難極明，杜之謬說不待辨矣。若《易》象則伏羲畫卦，文王重卦，孔子系辭，故曰「《易》歷三聖。」而鄭眾、賈逵、馬融等皆以為周公作《爻辭》，或亦據韓宣子之說，與《易》歷三聖不合矣。劉歆以《周官》為周公致太平之迹；《周禮》一書遂巍然為古文大宗，與今文抗衡；周公亦遂與孔子抗衡，且駕孔子而上之矣。太史公曰：「言六藝者，折衷於孔子。」徐防曰：「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定自孔子。」六經皆孔子手訂，無有言周公者。作《春秋》尤孔子特筆，自孟子及兩漢諸儒，皆無異辭。孟子以孔子作《春秋》比禹抑洪水、周公兼夷狄驅猛獸；又引孔子其義竊取之言，繼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之後；足見孔子功繼群聖，全在《春秋》一書。尊孔子者，必遵前漢最初之古義，勿惑於後起之歧說。與其信杜預之言，降孔子於配享周公之列；不如信孟子之言，尊孔子以繼禹、周公之功也。 |
| 33 | 漢儒言災異，實有徵驗。如昌邑王時，夏侯勝以為久陰不雨，臣下有謀上者，而應在霍光。昭帝時，眭孟以為有匹夫為天子者，而應在宣帝。成帝時，夏賀良以為漢有再受命之祥，而應在光武。王莽時讖云：「劉秀當為天子」，尤為顯證。故光武以赤伏符受命，深信讖緯。五經之義，皆以讖決。賈逵以此興《左氏》，曹褒以此定漢禮。於是五經為外學，七緯為內學，遂成一代風氣。光武非愚暗妄信者，實以身試有驗之故。天人本不相遠，至誠可以前知。解此，則不必非光武，亦不必非董、劉、何、鄭矣。且緯與讖有別。孔穎達以為「緯候之書，偽起哀、平」。其實不然。《史記趙世家》云：「秦讖於是出。」《秦本紀》云：「亡秦者胡也」，「明年祖龍死」，皆讖文。圖讖本方士之書，與經義不相涉。漢儒增益祕緯，乃以讖文牽合經義。其合於經義者近純，其涉於讖文者多駮。故緯，純駮互見，未可一概詆之。其中多漢儒說經之文：如六日七分出《易緯》，周天三百六十度四分度之一出《書緯》，夏以十三月為正云云出《樂緯》；後世解經，不能不引。三綱大義，名教所尊，而經無明文，出《禮緯含文嘉》。馬融注《論語》引之，朱子注亦引之，豈得謂緯書皆邪說乎？歐陽修不信祥異，請刪五經注疏所引讖緯；幸當時無從其說者。從其說，將使注疏無完書。其後魏了翁編《五經要義》，略同歐陽之說，多去實證而取空言。當時若刪注疏，其去取必如《五經要義》，浮詞無實，古義盡亡；即惠、戴諸公起於國朝，亦難乎其為力矣。 |
| 49 | 世傳《十三經》注，除《孝經》為唐明皇御注外，漢人與魏、晉人各居其半。鄭君箋《毛詩》，注《周禮》、《儀禮》、《禮記》；何休注《公羊傳》；趙岐注《孟子》；凡六經，皆漢人注。孔安國《尚書傳》，王肅偽作；王弼《易注》；何晏《論語集解》；凡三經，皆魏人注。杜預《左傳集解》；范寧《榖梁集解》；郭璞《爾雅注》；凡三經，皆晉人注。以注而論，魏、晉似不讓漢人矣；而魏、晉人注卒不能及漢者：孔《傳》多同王肅，孔《疏》已有此疑；宋吳棫與朱子及近人閻若璩、惠棟歷詆其失，以為偽作；丁晏《尚書餘論》，攷定其書實出王肅。據《晉書 荀崧傳》，崧疏稱武帝時置博士，已有孔氏，是晉初已立學。永嘉之亂亡失，東晉時梅頤復獻之，非梅頤偽作也。王弼、何晏祖尚玄虛，范寧常論其罪浮於桀、紂。王弼《易注》，空談名理，與漢儒樸實說經不似；故宋趙師秀云：「輔嗣《易》行無漢學。」何晏《論語集解》合包、周之《魯論》，孔、馬之《古論》，而雜糅莫辨。所引孔注，亦是偽書；如「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」，孔注「鄹，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」，不自稱幾世祖，此大可疑者。丁晏謂孔注亦王肅偽作。杜預《左傳集解》多據前人說解，而沒其名，後人疑其杜撰。諒暗短喪，倡為邪說。《釋例》於「凡弒君稱君，君無道也」一條，亟揚其波。鄭伯射王中肩之類，曲為出脫。焦循論預背父黨篡之罪，謂為司馬氏飾，其注多傷名教，不可為訓。范寧《榖梁集解》，雖存《榖梁》舊說，而不專主一家。序於三傳皆加詆諆，宋人謂其最公。此與宋人門徑合耳；若漢時，三傳各守顓門，未有兼采三傳者也。郭璞《爾雅注》亦沒前人說解之名，餘蕭客謂為攘善無恥。此皆魏、晉人所注經，准以漢人著述體例，大有逕庭，不止商、周之判。蓋一壞於三國之分鼎，再壞於五胡之亂華，雖緒論略傳，而宗風已墜矣。 |
| 63 | 朱子謂五經疏，《周禮》最好，《詩》、《禮記》次之，《書》、《易》為下。《困學紀聞》云：「考之《隋志》，王弼《易》，孔安國《書》，齊、梁始列國學；故諸儒之說，不若《詩》、《禮》之詳實。」其說亦未盡然。《正義》者，就傳注而為之疏解者也。所宗之注不同，所撰之疏亦異。《易》主王弼，本屬清言。王注，河北不行。「江南義疏十有餘家，皆辭尚虛玄，義多浮誕」，《正義序》已明言其失。而疏文仍失於虛浮，以王注本不摭實也。《書》主偽孔，亦多空詮，孔《傳》，河北不行。《正義》專取二劉，序又各言其失，由偽傳本無足徵也。《詩》、《禮》、《周禮》，皆主鄭氏，義本詳實；名物度數，疏解亦明；故於諸經《正義》為最優。朱子分別次序極當。竊謂《周禮》是一代之制，猶不如《禮記》可以通行，學術治術無所不包。《王制》一篇，體大物博，與《孟子》、《公羊》多合。用其書，可以治天下。比之《周禮》，尤為簡明。治注疏者，當從此始。《左氏傳》，朱子所未言者。案《左氏正義》，雖詳亦略，盡棄賈、服舊解，專宗杜氏一家。劉炫規杜，多中杜失；乃駮劉申杜，強為飾說。嘗讀《正義》，怪其首尾橫決，以為必有訛脫。攷各本皆如是，疑莫能釋。後見劉文淇《左傳舊疏考證》，乃知劉炫規杜，先申杜而後加規；《正義》乃翦截其文，以劉之申杜者列於後，而反以駮劉；又不審其文義，以致不相承接。首尾橫決，職此之由。《易》、《書》之疏，間亦類此，特未若《左傳疏》之甚耳。 |
| 71 | 孔子以《易》授商瞿，五傳而至田何，又三傳為施讎、孟喜、梁丘賀，此《易》之正傳也。京房受《易》於焦延壽，讬之孟氏，不相與同，多言卦氣占驗，此《易》之別傳也。鄭注言爻辰，虞注言納甲，不過各明一義，本旨不盡在此。鄭與荀爽皆費氏《易》；惟虞翻言家傳孟氏，而注引《參同契》，又言夢道士使吞三爻，則間本於道家。王弼亦費氏《易》，而旨近老氏，則亦涉道家矣。然諸儒雖近道家，或用術數，猶未嘗駕其說於孔子之上也。宋道士陳搏乃本太乙下行九宮之法，作先天後天之圖，讬伏羲、文王之說而加之孔子之上。三傳得邵子，百其說益昌。邵子精數學，亦《易》之別傳，非必得於《河》、《洛》。程子不信邵子之數，其識甚卓。《易傳》言理，比王弼之近老氏者，為最純正。朱子以程子不言數，乃取《河》、《洛》九圖冠於所作《本義》之首。於是宋、元、明言《易》者，開卷即說先天後天。不知圖是點畫，書是文字；故漢人以《河圖》為八卦、《洛書》為九疇。宋人所傳《河圖》、《洛書》，皆黑白點子，是止可稱圖，不可稱書。而乾南坤北之位，是乾為君，而北面朝其臣。此皆百喙不能解者。是以先天後天說《易》者，皆無足觀。 |
| 72 | 《尚書》傳自伏生，今存《大傳》；而《洪範五行傳》專言祥異，則《書》之別傳也。太史公當武帝立歐陽《尚書》之時，所引《尚書》，必歐陽說，與伏傳多吻合。大小夏侯出，始小異。古文說出，乃大不同。今攷《五經異義》引《古尚書說》，《五經疏》引馬、鄭遺說，如六卿、六宗、廣地萬里、服十二章之類，多援《周禮》以解唐、虞。夫《周禮》即屬周公手定之書，亦不可強堯、舜下從成周之制，是古文說已不可信矣。偽孔《傳》出，王肅雜采今古，與馬、鄭互有得失。諸儒去古未遠，雖間易其制度，未嘗變亂其事實也。至宋儒乃以義理懸斷數千年以前之事實，謂文王不稱王；戡黎是武王；武王但伐紂，不觀兵；周公惟攝政，未代王；無解於「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子封」之文，乃以為武王封康叔；《君奭》是周公留召公；王命周公後是留後治洛；並與古說不合。考之《詩》、《書》，皆言文王受命。伏《傳》、《史記》皆言文王稱王，以戡黎為文王事，非武王事。武王既可伐紂，何以必不可觀兵。伏《傳》言周公居攝；《史記》言周公踐位。又言武王時，康叔幼，未得封；《左氏傳》祝鮀明言周公封康叔，鮀以衛人說衛事，豈猶有誤！《史記》言《君奭》作於周公居攝時，非留召公。又言周公老於豐，薨於豐，未嘗留後治洛。唐置節度留後，古無此官名。皆變亂事實之甚者，孔《傳》尚無此說，故孔《傳》雖偽，猶愈於蔡《傳》也。疑孔《傳》始於宋吳棫。朱子繼之，謂「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，《書序》是魏、晉間人作。《書》凡易讀者皆古文，伏生所傳皆難讀，如何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。」朱子所疑，真千古卓識。蔡《傳》不從師說，殆因其序以傳心為說；傳心出虞廷十六字，不敢明著其偽乎！閻若璩作《古文疏證》，攻偽《書》、偽《傳》；毛奇齡為古文作《冤詞》。人多是閻非毛，實亦未可概論。閻攻偽《書》、偽《傳》極精，而據蔡《傳》則誤。毛不信宋儒所造事實，而一從孔傳，此則毛是而閻非者，學者當分別觀之。 |
| 73 | 《詩》，魯、齊、韓三家，《藝文志》以為魯最近之。《齊詩》五際六情，獨傳異義，則《詩》之別傳也。《韓詩》，唐時尚存，惜無傳人而亡。《毛傳》孤行，鄭《箋》間采魯、韓。自漢以後，說《詩》皆宗毛、鄭。宋歐陽修《本義》始辨毛、鄭之失，而斷以己意。蘇轍《詩傳》始以毛《序》不可盡信，止存其首句，而刪去其餘。南宋鄭樵《詩傳辨妄》始專攻毛、鄭，而極詆《小序》。當時周孚已反攻鄭樵。朱子早年說《詩》，亦主毛、鄭；呂祖謙《讀詩記》引朱氏曰，即朱子早年之說也。後見鄭樵之書，乃將《大小序》別為一編而辨之，名《詩序辨說》。其《集傳》亦不主毛、鄭，以《鄭》、《衛》為淫詩，且為淫人自言。同時陳傅良已疑之，謂：以城闕為偷期之所，彤管為淫奔之具，竊所未安。馬端臨《文獻通考》辨之尤詳，謂：夫子嘗刪《詩》，取《關雎》樂而不淫；今以文公《詩傳》考之，其為男女淫泆而自作者，凡二十有四，何夫子猶存之不刪！又引鄭六卿餞韓宣子所賦詩，皆文公所斥以為淫奔之人所作，而不聞被譏。乃知當如序者之說，不當如文公之說也。是朱子《詩集傳》，宋人已疑之。而朱子作《白鹿洞賦》，引《青衿》傷學校語，門人疑之而問，朱子答以序亦不可廢。是朱子作《集傳》，不過自成一家之言，非欲後人盡廢古說而從之也。王柏乃用其說而刪《詩》，豈朱子之意哉！ |
| 74 | 《春秋公羊》、《榖梁》，漢後已成絕學。《左氏》傳事不傳義，後人專習《左氏》，於《春秋》一經，多不得其解。王安石以《春秋》為斷爛朝報而廢之，後世以此詬病安石。安石答韓求仁問《春秋》曰：「此經比他經尤難，蓋《三傳》不足信也。」尹和靖云：「介甫不解《春秋》，以其難之也，廢《春秋》非其意。」據尹氏說，安石本不欲廢《春秋》者，然不信《三傳》，則《春秋》已廢矣。若以《春秋》為斷爛朝報，則非特安石有是言，專執《左氏》為《春秋》者皆不免有此意。信《左氏》家經承舊史、史承赴告之說，是《春秋》如朝報矣；不信《公》、《榖》家日月褒貶之例，而概以為闕文，是《春秋》如朝報之斷爛者矣。宋人治《春秋》者多，而不治顓門，皆沿唐人啖、趙、陸一派。如孫復、孫覺、劉敞、崔子方、葉夢得、呂本中、胡安國、高閌、呂祖謙、程公說、張洽、呂大圭、家鉉翁，皆其著者，以劉敞為最優，胡安國為最顯。元、明用胡《傳》取士，推之太高；近人又詆之太過，而胡《傳》卒廢。平心而論，胡氏《春秋》大義本孟子，一字褒貶本《公》、《榖》，皆不得謂其非。而求之過深，務出《公》、《榖》兩家之外；鍛煉太刻，多存讬諷時事之心。其書奏御經筵，原可藉以納約。但尊王攘夷，雖《春秋》大義；而王非唯諾趨伏之可尊，夷非一身兩臂之可攘。胡《傳》首戒權臣，習藝祖懲艾黃袍之非，啟高宗猜疑諸將之意。王夫之謂岳侯之死，其說先中於庸主之心。此其立言之大失，由解經之不明也。崔子方《春秋本例》，以日月為本，在宋儒中，獨能推明《公》、《榖》；而所作《經解》並糾《三傳》，未能專主一家。朱子云：「《春秋》義例……不能自信於心，故未嘗敢措一辭。」此朱子矜慎之處，亦由未能專信《公》、《榖》，故義例無所依據也。 |
| 75 | 三《禮》本是實學，非可空言；故南北學分，而三《禮》皆從鄭注；皇、熊說異，而皆在鄭注範圍之中。宋時三禮之學，講習亦盛。王安石以《周禮》取士。後有王昭禹、易袚、葉時，皆可觀。《儀禮》有李如圭《集釋》、《釋宮》，張淳《識誤》，並實事求是之學。《禮記》，衛湜《集說》一百六十卷，采摭宏富，可比李鼎祚之集《周易》。而陳祥道之《禮書》一百五十卷，貫通經傳，晁公武、陳振孫服其精博。竊謂祥道之書，博則有之，精則未也。宋人治經，務反漢人之說。以禮而論，如謂郊禘是一，有五人帝，無五天帝，魏王肅之說也。禘是以祖配祖，非以祖配天，唐趙匡之說也。此等處，前人已有疑義，宋人遂據以詆漢儒。三代之禮久亡，漢人去古未遠，其說必有所受。古時宮室制度，至漢當有存者。如周之靈臺，漢時猶在，非後人臆說所能奪也。若古禮之不宜於今者：郊禘一歲屢行，天子難於親出；宗廟四代選毀，人情必疑不安。後世天則每歲一郊，祖則同堂異室，此皆不必強摹古禮，亦不必以古禮為非，宋人盡反先儒，一切武斷；改古人之事實，以就我之義理；變三代之典禮，以合今之制度；是皆未敢附和以為必然者也。朱子《儀禮經傳通解》，以十七篇為主，取大、小戴及他書傳所載系於禮者附之，僅成家、鄉、邦國、王朝禮，喪、祭二禮未就而朱子歿，黃乾續成之。其書甚便學者，為江永《禮經綱目》、秦蕙田《五禮通考》所自出。 |
| 76 | 宋人不信注疏，馴至疑經；疑經不己，遂至改經、刪經、移易經文以就己說，此不可為訓者也。世譏鄭康成好改字；不知鄭《箋》改毛，多本魯、韓之說；尋其依據，猶可徵驗。注《禮記》用盧、馬之本，當如盧植所云「發起紕繆」；注云「某當為某」，亦必確有憑依。《周禮》故書，不同《儀禮》；今古文異，一從一改，即以《齊》、《古》考《魯論》之意。《儀禮》之《喪服傳》，《禮記》之《玉藻》、《樂記》，雖明知為錯簡，但存其說於注，而不易其正文。先儒之說經，如此其慎，豈有擅改經字者乎！唐魏徵作《類禮》，改易《禮記》次序，張說駮之，不行，猶得謹嚴之意。乃至宋而風氣大變。朱子注《論語》，不刪重出之章；「與其進也」三句，不鉤轉其文，但存其說於注。注《詩》「爰其適歸」，云《家語》作奚，而不改為奚；據古本「上帝甚蹈」，云《國語》作神，而不改為神；體例猶未失也。獨於《大學》，移其文，又補其傳；《孝經》分經傳，又刪經文；未免宋人習氣。而移《大學》先有二程子，刪《孝經》云本胡侍郎、汪端明，則未可盡為朱子咎。若王柏作《書疑》，將《尚書》任意增刪；《詩疑》刪《鄭》、《衛》，《風雅頌》亦任意改易；可謂無忌憚矣。《四庫提要》斥之曰：「柏何人斯，敢奮筆以進退孔子哉！」經學至斯，可云一阨。他如俞廷椿《復古編》，割裂五官，以補冬官；吳澄《禮記纂言》，將四十九篇顛倒割裂，私竄古籍，使無完膚。宋、元、明人說經之書，若此者多，而實宋人為之俑始。 |
| 78 | 唐、宋明經取士，猶是漢人之遺；而唐不及漢，宋又不及唐者，何也？漢以經術造士，上自公卿，下逮掾吏，莫不通經。其進用，或由孝廉茂才，或由賢良對策。若射策中科，止補文學掌故、博士弟子員，非高選也。唐之帖經，猶漢之射策；其學即淺，而視之又不重。所重視者，詩賦之辭，時務之策，皆非經術。援經義對策者，僅一劉蕡引《春秋》正始之文，發宦侍無君之隱。以直言論，固屬朝陽之鳳；以經義論，亦同獨角之麟；而唐不能用。此其所以不及漢也。宋仁宗始復明經科，神宗變帖經為墨義。貼經之記誦屬實，非數年不為功；墨義之文字蹈空，即一時可猝辦。唐時帖括全寫注疏，議者病其不能通經。權德輿謂註疏猶可以質驗；不者，儻有司率情，上下其手，既失其末，又不得其本，則蕩然矣。宋用墨義，正如權德輿所料。又專用王氏《新學》，不遵古義。蘇軾以為黃茅白葦，徐禧言竊襲人語不求心通者相半，此其所以並不及唐也。且宋以後，非獨科舉文字蹈空而已，說經之書，亦多空衍義理，橫發議論，與漢、唐注疏全異。朱子答人問胡安定云：「尋常亦不滿於胡說，解經不使道理明白，卻說其中多使故事，大與做時文答策相似。」夫以胡安國《春秋傳》，後世頒之學官，用以取士者，猶不免與時文答策相似；皆由科舉之習深入人心，不可滌除。故論經學，宋以後為積衰時代。 |
| 79 | 科舉取士之文而用經義，則必務求新異，以歆動試官；用科舉經義之法而成說經之書，則必創為新奇，以煽惑後學。經學宜述古而不宜標新；以經學文字取人，人必標新以別異於古。一代之風氣成於一時之好尚，故立法不可不慎也。元、明之經義，本於宋熙寧中王安石所立墨義之法，命呂惠卿、王雱等為之，而安石自撰《周禮義》，使雱撰《詩》、《書義》，名為《三經新義》，頒行天下。夫既名為《新義》，則明教人棄古說，以從其新說。陳後山《談叢》言：荊公《新義》行，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。荊公悔之曰：「本欲變學究為秀才，不謂變秀才為學究。」是安石立法不善，當時已自悔其失；而其書至南宋始廢。趙鼎謂安石「設虛無之學，敗壞人才」；陳公輔謂安石使學者習其所為《三經新義》；皆穿鑿破碎無用之空言也。南宋雖廢《新義》，而仍用其墨義之法。朱子謂經義甚害事，分明是侮聖人之言，詩賦卻無害。朱子豈不知經義取士優於詩賦，而其言如是，則當時經義為經之蠹可知。元人因之，而制為四書五經疑。明初用四書疑，後乃改四書五經義。其破承原起之法，本於元王充耘《書義矜式》，又本於呂惠卿、王雱之墨義。名為明經取士，實為荒經蔑古之最。明時所謂經學，不過蒙存淺達之流；即自成一書者，亦如顧炎武云：明人之書，無非盜竊。弘治以後，經解皆隱沒古人名字，將為己說而已。其見於《四庫存目》者，新奇謬戾，不可究詰。《五經》掃地，至此而極。 |
| 81 | 漢學至鄭君而集大成，於是鄭學行數百年；宋學至朱子而集大成，於是朱學行數百年。懿彼兩賢，師法百祀。其巍然為一代大宗者，非特以學術之閎通，實由制行之高卓也。以經學論，鄭學、朱學皆可謂小統一時代。鄭學統一，惟北學為然；所謂寧道孔、孟誤，諱言鄭、服非；若南學，則兼用偽孔、王、杜，而不盡宗鄭、服；是猶未得為統一也。朱學統一，惟南方最早。金、元時，程學盛於南，蘇學盛於北。北人雖知有朱夫子，未能盡見其書。元兵下江、漢，得趙復，朱子之書始傳於北。姚樞、許衡、竇默、劉因輩翕然從之。於是元仁宗延祐，定科舉法，《易》用朱子《本義》，《書》用蔡沈《集傳》，《詩》用朱子集《傳》，《春秋》用胡安國《傳》，惟《禮記》猶用鄭注，是則可謂小統一矣。尤可異者，隋平陳而南並於北，經學乃北反並於南；元平宋而南並於北，經學亦北反并於南。論兵力之強，北常勝南；論學力之盛，南乃勝北。隋、元前後遙遙一轍，是豈優勝劣敗之理然歟？抑報復循環之道如是歟？ |
| 82 | 論宋、元、明三朝之經學，元不及宋，明又不及元。宋劉敞、王安石諸儒，其先皆嘗潛心注疏，故能辨其得失。朱子論疏，稱《周禮》而下《易》、《書》，非於諸疏功力甚深，何能斷得如此確鑿。宋儒學有根柢，故雖撥棄古義，猶能自成一家。若元人則株守宋儒之書，而於注疏所得甚淺。如熊朋來《五經說》，於古義古音多所抵牾，是元不及宋也。明人又株守元人之書，於宋儒亦少研究。如季本、郝敬多憑臆說，楊慎作偽欺人，豐坊造《子貢詩傳》、《申培詩說》以行世而世莫能辨，是明又不及元也。顧炎武論《書傳會選》云：「其傳中用古人姓名、古書名目，必具出處，兼亦攷證典故。蓋宋、元以來諸儒之規模猶在。而其為此書者，皆自幼為務本之學，非由八股出身之人，故所著之書雖不及先儒，而尚有功於後學。……自八股行而古學棄，《大全》出而經說亡。」其論明之不及宋、元，可謂深切。元、明人之經說，惟元趙汸《春秋屬詞》，義例頗明。孔廣森治《公羊》，其源出於趙汸。明梅鷟《尚書攷異》，辨古文之偽，多中肯綮，開閻若璩、惠棟之先。皆鐵中錚錚、庸中佼佼者也。 |
| 86 | 凡事有近因，有遠因。經學所以衰而復盛者，一則明用時文取士，至末年而流弊已甚。顧炎武謂八股之害，甚於焚書。閻若璩謂不通古今，至明之作時文者而極。一時才俊之士，痛矯時文之陋，薄今愛古，棄虛崇實，挽回風氣，幡然一變。王夫之、顧炎武、黃宗羲皆負絕人之姿，為舉世不為之學。於是毛奇齡、閻若璩等接踵繼起，攷訂校勘，愈推愈密。欺為近因。一則朱子在宋儒中，學最篤實。元、明崇尚朱學，未盡得朱子之旨。朱子常教人看注疏，不可輕議漢儒。又云：「漢、魏諸儒，正音讀，通訓詁，考制度，辨名物，其功博矣。」後以宋孝宗崩，寧宗應承重，而無明據，未能折服異議；及讀《儀禮疏》，鄭答趙商問父有廢疾而為其祖服制三年斬，乃大佩服。謂禮經之文誠有闕略，不無待於後人；向使無鄭康成，則此事誠未有斷決。朱子晚年修《儀禮經傳通解》，蓋因乎此；惜書未成而歿。元、明乃專取其中年未定之說取士，士子樂其簡易。而元本不重儒，科舉不常行；明亦不尊經，科舉法甚陋。慕宗朱之名，而不究其實，非朱子之過也。朱子能遵古義，故從朱學者，如黃震、許謙、金履祥、王應麟諸儒，皆有根柢。王應麟輯《三家詩》與鄭《易注》，開國朝輯古佚書之派。王、顧、黃三大儒，皆嘗潛心朱學，而加以擴充，開國初漢，宋兼采之派。斯為遠因。聖人之經，本如日月，光景常新，有此二因，而又恭逢右文之朝，宜其由衰而復盛矣。 |
| 87 | 由衰復盛，非一朝可至；由近復古，非一蹴能幾。國初諸儒治經，取漢、唐注疏及宋、元、明人之說，擇善而從。由後人論之，為漢、宋兼采一派；而在諸公當日，不過實事求是，非必欲自成一家也。江藩作《漢學師承記》，以為梨洲、亭林兩家之學，皆深入宋儒之室，但以漢學為不可廢，多騎牆之見、依違之言，豈真知灼見者，乃以黃、顧二公附於冊後。竊謂如江氏說，國初諸儒無一真知灼見者矣，豈獨黃、顧二公！《師承記》首列閻若璩，江氏必以閻為真知灼見；案閻氏之功在攷定古文之偽，而其《疏證》信蔡《傳》臆造之事實，邵子意推之年代；其說《詩》，以王柏《詩疑》為然，謂《鄭》、《衛》為可刪；乃誤沿宋學，顯背漢儒者。江刻於黃、顧而寬於閻，是並閻氏之書未之攷也。當時如胡渭《易圖明辨》，能闢《圖》、《書》之謬，而《洪範》并攻漢儒。陳啟源《毛詩稽古編》能駮宋以申毛，而經說間談佛教。萬斯大、方苞等兼通《三禮》，多信宋而疑漢。其不染宋學者，惟毛奇齡；而毛務與朱子立異。朱子疑偽孔古文，而毛以偽孔為可信；朱子信《儀禮》，而毛以《儀禮》為可疑；此則朱是而毛非者。雖由門戶之見未融，實以途徑之開未久也。此等處宜分別觀之，諒其求實學之苦心，勿遽責以守顓門之絕業。 |
| 88 | 雍、乾以後，古書漸出，經義大明。惠、戴諸儒，為漢學大宗，已盡棄宋詮，獨標漢幟矣。惠周惕子士奇，孫棟，三世傳經。棟所造尤邃，著《周易述》、《古文尚書攷》、《春秋補注》、《九經古義》等書。論者擬之漢儒，在何邵公、服子慎之間。而惠氏紅豆山齋楹帖云：「《六經》宗孔、孟，百行法程、朱。」是惠氏之學未嘗薄宋儒也。戴震著《毛鄭詩考正》、《考工記圖》、《孟子字義疏證》、《儀禮正誤》、《爾雅文字考》，兼通歷算聲韻，其學本出江永，稱永學自漢經師康成後，罕其儔匹。永嘗注《朱子近思錄》；所著《禮經綱目》，亦本朱子《儀禮經傳通解》。戴震作《原善》、《孟子字義疏證》，雖與朱子說經牾，亦只是爭辨一理字。《毛鄭詩考正》嘗采朱子說。段玉裁受學於震，議以震配享朱子祠。又跋朱子《小學》云：「或謂漢人言小學謂六書，非朱子所云，此言尤悖。夫言各有當；漢人之小學，一藝也；朱子之小學，蒙養之全功也。」段以極精小學之人，而不以漢人小學薄朱子《小學》。是江、戴段之學未嘗薄宋儒也。宋儒之經說雖不合於古義，而宋儒之學行實不愧於古人。且其析理之精，多有獨得之處。故惠、江、戴、段為漢學幟志，皆不敢將宋儒抹殺。學求心得，勿爭門戶；若分門戶，必起詬爭。江藩作《國朝漢學師承記》，焦循貽書諍之，謂當改《國朝經學師承記》，立名較為渾融。江藩不從，方東樹遂作《漢學商兌》，以反攻漢學。平心而論，江氏不脫門戶之見，未免小疵；方氏純以私意肆其謾罵，詆及黃震與顧炎武，名為揚宋抑漢，實則歸心禪學，與其所著《書林揚觶》，皆陽儒陰釋，不可為訓。 |
